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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︱王斌
“不管我是活着，还是死了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”
时隔几十年之后，我依然还能记起在艾捷尔·莉莲·伏尼契的小说《牛虻》中亚瑟说过的这句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亚瑟身在狱中写给琼玛的绝笔信中的一句——是绝笔信吗？我忘了，真的记不得了，我只是记得，当我在小说中读到这句话时，竟被它深深地触动了，并流下了感动的热泪。
我们这代人——凡爱读书的人，皆以读书为荣、为乐，一个人，若饱读诗书（这个诗书并不指向中国古代经典，而说的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），是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与景仰的。在当时，有几本小说是脍炙人口的——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卓娅与舒拉》《九三年》和《牛虻》，我想，但凡那一代知识青年，你只要问他读过这四本小说吗，他们可能会自豪地回答：“哦，我读过。”
我读这些书时，还是一名共和国军人，记得在当时，我因所在部队里一次人际关系上的“受挫”而备感失望，主动要求从机关下放到了狂风呼号的一座孤岛——小帽山上，那里驻扎着我们一支小分队，统共才十八个人。我们戏称自己为“十八棵土人参”——以此对应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的“十八棵青松”。
入驻小帽山半年后，我的脚趾没缘由地发生了溃烂，举步维艰，上级领导闻讯后立即要求小分队领导安排我下山住院，于是我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。在那家医院里，我认识了一拨在海军服役的干部子弟。
《牛虻》1980版电影海报
我至今还记得我结识他们中的第一个人的情景。那天，我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，百无聊赖，这时有个人走了过来，他也穿着一身病号服，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海军士兵的军服。他在我周围转了好几圈儿，用眼神乜斜着我，似在犹豫，终于，他向我走了过来。
“你是子弟？”他问。
我一怔，没反应过来，因为“子弟”这一称谓于我是陌生的，我还不知此一指称能够说明了什么。他看我一时愣在那儿了，笑了笑，嘴唇上的一绺小胡须调皮地跳动了几下。我心想，这人挺好玩儿的，心里便有点儿乐呵。
“干部子弟？”他又问。
这下我明白了，我点了点头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他操着一口标准好听的普通话，而且有些卷舌音。我心下明白了，他一准儿是个北京兵。
我们聊了起来，他告诉我，这家医院还住着几个北京的干部子弟，可以带我认识一下。“我们子弟会有共同语言的。”他笑着说。
“你是怎么看出我是子弟的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他转过脸，认真地看了我一眼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一看就知道，干部子弟有副与众不同的样子。”他说。
后来我们聊起了当兵的感受，还有对当时时局的看法。他忽然仰起了脸，面朝明媚的蓝天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”
也就是在那时，他告诉我，这是一本名叫《牛虻》的小说中的一句名言。
“你没看过这本书吗？”他嘲笑般地问。
我摇了摇头，心里掠过一丝惭愧，还有些脸红，因为我看出他对我的失望。
“一般子弟都会看过这本书的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他叫张平。
《牛虻》1956版电影剧照
后来彼此聊深了，我才知晓，他居然在大帽山服役，与我所在的小帽山遥遥相望，中间仅是隔了一道深山峡谷。他是一名雷达兵，而我呢，是小帽山的侦听员，我们都属于技术侦察性质。于是我们聊得更欢了，有点儿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再后来，他又介绍了一位子弟与我认识。那人五短身材，身上的衣服永远是脏兮兮皱巴巴的，还长了一副流氓相，一见了女兵，眼睛就放光。他也是来自北京的子弟。他的手肘被一条宽宽的绷带包扎着，且弯曲着吊在胸前。熟了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此兄入院是因为有一天晚上轮班站夜岗，站了一会儿，困了，想趁着四下没人，蒙上一觉，于是就近找了一块大岩石躲后面，眯瞪着睡着了，一只手下意识地蒙在了枪口上，另一只手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扳机。睡得鼾声大作后，他一不留神，让搭在扳机边上的手指出溜到了扳机上……
一声枪响，把他自个儿给惊醒了，还以为有了敌情，吓得直哆嗦，抄起枪，扯开嗓子龇牙咧嘴一通嘶喊。战友们被吵醒了，还以为大事不好，急匆匆地从军营冲了出来，衣服都没穿利索，一个个手里还没忘抄起枪，都以为敌军来偷袭了呢。
结果呢，除了黑灯瞎火，啥也没见着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有人仍在那儿跳着脚狂呼乱叫。这又把大家吓了一跳，紧急卧倒，持枪向外。可半天也没见动静，只有狂呼乱叫的那个人依然挺身站着，还跳着脚，哎哟哎哟地嚷嚷。直到这时，战友们才在月光朗照下看见此兄的一只手鲜血淋漓，血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。大家心里又开始犯了迷惑：是不是还是出状况了？否则这人怎么可能流血呢？
一直到最后，大家才终于搞清楚了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这哥们儿睡迷糊了，一不留神把自个儿的掌心给一枪击穿了。
一聊起此事，张平总是嬉皮笑脸地嘲弄这个人，此兄则大嘴一咧，极为不屑地对我们说：“那只是一传说，告诉你们实话吧，老子其实就是当兵当腻了，想跑医院一趟，然后打道回府，哥们儿我不想再当兵了，所以有意给自己制造了一起事故。”他说得信誓旦旦，但我们谁都不信，知道他在吹牛皮。
后来张平说：“你把自己藏的那本《牛虻》给咱这哥们儿瞧瞧，别弄得像一宝贝儿似的不让人看。”
就这样，我终于看到了那本著名小说《牛虻》。
《牛虻》图书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年出版
我看得如饥似渴，有几次甚至连饭都忘了打。快读到尾声时，有一天傍晚，张平与那一位（真名叫郑志国）来找我，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出去玩儿。我摆了摆手说：“各位，都快到吃饭的点了，还出去干吗？”张平诡异地笑笑，瞅了郑志国一眼。郑志国用他的那只好胳膊，将我一把拽下床来，大声说：“你丫的就是一傻子，跟我们走，还能没你的饭吃？医院那点儿猪食是人吃的吗？走！”
结果，我们跑到了一个丛林密布的小山丘上，张平从军裤里掏出了两瓶玫瑰色的酒（我还记得酒瓶上标注的度数为60度），郑志国则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了两个铁皮罐头—— 一个是那个年代最牛的凤尾鱼罐头，一个是香喷喷的牛肉罐头（奇怪，我这个一向味蕾欠奉之人，一想起那两个罐头的味道，竟然又感觉嘴馋了）。我大喜过望，肠胃立马开始辘辘蠕动，亦有了强烈的饥饿感。
那个夜晚我喝醉了，酒后头疼欲裂，奇怪的是，醉意是在半夜开始发作的，难受得我都不想活了。也是从那以后，我发誓再不贪酒。这一诺言，我终于在我以后的人生中兑现了。此为后话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聊着《牛虻》。张平说，他就想当牛虻那样的男人，隐忍而坚强；郑志国则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牛虻就是一大傻?菖，你不爱着琼玛吗？把她办了不就齐了，干吗非弄得那么拧巴？真没意思，装蒜呢！”
而我则有另外一种看法。在那时，别看我平时装出一副凡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但骨子里，却隐藏着一股别人难以察觉的羞涩，尤其当大家谈起女人和爱情时。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地聊着，我听着挺不好意思的，脸上发着烧，但好在有烈酒掩护了我：我这人沾点儿酒就脸红。
但微醺的他们，仍在催促我说说读后感。我略微思索了一下，问了他们一个问题。我说：“我没太懂亚瑟（即牛虻的真名）的那所谓的爱情，你们说，他真爱琼玛吗？”
“废话！”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，然后纳闷儿地看向我。
“那我就不懂啦，”我说：“既然他那么爱琼玛，而且坚定不移，为什么身边还睡着一个妓女呢？真正的爱情能允许这种行为存在吗？”
哦？他们两个人有些茫然了，一时答不上来，只是互相看着。
我又说：“这个问题始终让我困惑不解，所以我读着读着，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但还是没有答案。”
“有什么好想的，他就是一傻?菖，把琼玛睡了不就得了！还瞎他妈睡一个他不爱的女人，还是一妓女。”郑志国醉醺醺地说。
但张平沉默了，显然，他也在思索我提出的这个问题。
“而且，”我说：“牛虻每次见了琼玛都不告诉她他是谁，其实牛虻就是亚瑟，他明明知道琼玛是那么地爱他，从没有过一刻的忘怀，十几年来都在痴情地等待着他的归来，虽然她也曾以为他死了；可是他呢？反而对琼玛表现得极端冷酷，这个我也不明白。”
“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意志，爱情在革命者面前算什么！”张平激动地说。说出这句话时，他赤红的脸膛上亦有了一副坚毅的表情。
我很想告诉他，在我看来，牛虻做得太过分了，不近人情。他其实深爱琼玛，爱得那么痛苦，甚至几次欲言又止。他就这么折磨着自己，也折磨着坚贞不渝爱着他的琼玛。我真是不懂！但我没敢说出来，我怕他们会数落我为小资产阶级思想。在那个年代，一旦被人说成有这种思想几近耻辱。
在我以后的人生中，我始终带着这个疑问行走在属于我的历史中，岁月在静默的无言中流逝着，而我，一直在心中存留着关于亚瑟与琼玛之间的那种特殊的爱情，这种爱情让我困惑，亦让我为之深深感动。与此同时，我还牢牢记住了亚瑟（牛虻）在走向绞刑架前写给琼玛的那份绝命书：
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了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
作者简介：
王斌，著名作家、文艺批评家、影视文学编剧。出生于福州正规期货配资公司排行，祖籍山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事文学批评，九十年代进入电影界做过文学策划与编剧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六六年》《遇》《香气》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》《吟游诗人咖啡馆》等。策划电影有《活着》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《有话好好说》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《千里走单骑》《幸福时光》《漂亮妈妈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《赵先生》等；编剧电影有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《霍元甲》《青春爱人事件》与《美人依旧》等。